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纪录片《中国》由三部分组成。第一部分拍摄于北京,展示了一个小学的学生们、城市的老区、使用针灸技术的剖腹产手术,还有一个棉纺厂及其工人等。第二部分参观了林县的红旗渠,还有河南的集体农庄,以及古城苏州和南京。最后一部分拍摄的是上海的码头和工厂。
周恩来不认识安东尼奥尼,也不知道他来华拍摄的情况,他要工作人员查一查,但在场的记录人员对周恩来的吩咐并没有记录下来。然而,杨振宁的话还是传到了相关机构。
当年12月11日,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局有人就电影《中国》给江青和姚文元写信,姚文元立即批示:“转中组部业务组调查后写一报告。”17日,此人又写信说:“意所谓《中国》长片,是完全站在帝国主义立场观点上,极恶毒地诬蔑我国的反动影片,整个影片通篇把我国描写成贫穷、落后、愚昧、灰暗的样子,完全歪曲了我们伟大中国的形象,令人非常气愤。此片在世界上许多国家放映后,对我国影响极坏。为此,美籍中国科学家杨振宁给周总理来信,反映此片很坏。”
姚文元再批示:“建议文化组调看影片,并会同中组部彻查此事,共同提出处理意见。”江青批示:“应严肃认真对待,并提出处理意见,报中央审批。”
12月30日晚,在北京的全体中央政治局委员调看了《中国》。1974年1月9日晚上,江青在国务院文化组的会议上说:“你们给意大利人搞的那个坏片子,我看了很生气,奇怪的是那样的坏人,是我们自己人请来的。”1月16日,江青再让宣传口各单位负责人看《中国》,并点到驻意大利使馆,说:“这个大使要撤!”
周恩来感到被动,调来了广播局关于《中国》的拍摄档案,发现自己与杨振宁谈话要求查查的指示没有被记录。于是叫秘书摘抄了他与杨振宁谈话的有关部分,并在前面写道:“我因不识此人,不知此事,故告当时参加谈话者查查,记录非熟手,未记入。供中组部查核此事时参考。”
由中组部和国务院文化组负责人挂帅的联合调查组,于1974年1月30日向中央提交报告,将此事说成外交工作的右倾投降主义。中国驻意大利大使沈平被召回国,进了学习班。外交部代部长姬鹏飞和新闻司司长彭华也被批判,做检查。《人民日报》发表评论员文章《恶毒的用心,卑劣的手法——批判安东尼奥尼拍摄的题为〈中国〉的反华影片》。
此后,批判文章连篇累牍,持续了一年多。直到江青倒台两年多以后,1979年2月19日,中共中央、国务院才转发了外交部的报告《关于肃清“四人帮”在批判〈中国〉影片问题上的流毒、拨乱反正的请示》,给这场风波画上了休止符。
虽然导演是在颇受约束的条件下拍摄的,但叙述心态相对平和。他们不肯按照中方的基调刻意美化,但也没有刻意丑化。有一些温和的议论和批评,只是出于价值观的差异,而非出于恶意。但当时中国处在唯我独尊的心态中,只希望听到来自外界的赞美,于是,并不反华的安东尼奥尼,被打成了“反华小丑”。
该片被禁30年后,于2004年在北京电影学院举办的“安东尼奥尼电影回顾展”上放映了一场,顿时一票难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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